周恩来总理在1975年病榻之上，向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王冶秋透露了一个尘封近半个世纪的秘密：当年极力推动袁世凯称帝的“筹安会六君子”之首杨度，晚年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且是自己单线领导的同志。

这个消息一出，无异于平地惊雷。一个曾经的帝制推手，一个与孙中山、梁启超、袁世凯等民国风云人物都有着极深纠葛的复杂政客，其最终的政治归宿竟然是共产主义。这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人生轨迹与心路历程？

帝师梦的两次破灭

杨度一生都在寻找救国良方，而他最初的答案是君主立宪。这位出身湖南湘潭的书生，早年才华横溢，19岁中举，师从帝王学大家王闿运，被寄予厚望。他东渡日本，与黄兴、汪精卫等人同学，研究各国宪政，一心想将这套制度移植到积弊丛生的晚清。

机会似乎来了。清廷派出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杨度受邀代笔撰写报告，其才学深得袁世凯、张之洞等重臣赏识，被保举入朝，担任宪政编查馆提调。然而，清廷的“预备立宪”终究是一场骗局，皇族内阁的出炉，彻底击碎了他通过改良拯救清王朝的幻想。

清廷靠不住，杨度便将希望寄托在手握重兵的强人袁世凯身上。他认为，在当时混乱的中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君主来稳定局势，推行改革。于是，他牵头成立“筹安会”，为袁世凯称帝大造舆论，成为洪宪帝制的首席谋主。然而，这场复辟闹剧在全国上下的声讨中仅仅维持了83天便草草收场，袁世凯在众叛亲离中死去，据说临终前大呼：“杨度误我！”

君子一言与白色恐怖

帝制之路彻底走到了尽头。杨度的政治声誉也因此跌入谷底。但他并未就此消沉，而是选择履行一个多年前的承诺。早在1905年，他在东京与孙中山有过一次长达三天的辩论，两人政见相左，却惺惺相惜。当时杨度说：“我主张君主立宪，若我成功，望您来助我；您坚持民族革命，若您成功，我必当追随。”

袁世凯死后，杨度毅然抛弃了自己坚持多年的政治主张，转而投向民主共和。1922年，他正式加入中国国民党，为孙中山的事业四处奔走，获得了孙中山的高度评价：“杨度人不错，能履行政治家诺言。”孙中山甚至亲自出面，让国民党内同志不要因杨度过往的经历而为难他。

然而，孙中山的逝世让国民党迅速变质。蒋介石上台后，背弃了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中国，让杨度再次感到失望。他意识到，自己所追随的国民党，也并非救中国的最终答案。

一份报告里的中国答案

在迷茫与求索中，杨度结识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通过与李大钊的深入交往，他对共产主义有了新的认识。他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试图从中寻找中国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1927年，李大钊在北京被军阀张作霖逮捕，杨度心急如焚，不惜卖掉自己的宅邸，用所得钱款四处疏通关系，试图营救，可惜最终未能成功。

挚友的牺牲让杨度悲痛万分，也让他对共产党的信念更加坚定。同年，一份文件彻底点醒了他。当读到毛泽东撰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这位53岁的老乡拍案叫绝，发出了振聋发聩的预言：“这个毛泽东绝非池中之物，他定能救中国，兴天下！”

这份报告让他看到了中国革命的真正力量所在——广大的农民。无论是清末的改良，袁世凯的帝制，还是国民党的革命，都未能真正触及中国最根本的社会结构。而毛泽东的报告，精准地指出了动员和组织农民参加革命的重要性，这才是撬动整个旧中国的支点。杨度苦苦追寻半生的救国之路，在这一刻豁然开朗。

最危险的投机

他做出了人生中最后一个，也是最正确的一个决定：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秋，经潘汉年介绍，由周恩来亲自批准，杨度秘密入党。考虑到他复杂的历史背景和巨大的社会声望，组织决定让他作为一名秘密党员，利用其特殊身份为党工作。

此后，杨度在上海以卖字画和担任杜月笙门下“清客”为掩护，为中共中央特科提供了大量宝贵情报。面对党内一些同志对他入党动机的质疑，认为他是在政治投机，杨度曾对联络人夏衍感慨道：“我是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入党的，说我投机，我投的杀头灭族之机。”

1931年，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到毁灭性打击，形势万分危急。杨度临危不惧，利用自己的住所掩护了负责转移毛泽东两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的地下党员董健吾，使其幸免于难。

结语

1931年9月，杨度在上海病逝，终年56岁。临终前，他自撰挽联：“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事；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这副挽联，正是他一生探索与最终信念的写照。

杨度的一生，看似充满了矛盾与转折，从保皇党到革命党，从帝制祸首到共产党员，身份几经变换。但贯穿始终的，是他那颗从未动摇的救国之心。他的一生，是中国近代史无数仁人志士艰难求索的缩影。他尝试过所有看似可行的道路，并在一次次失败后，最终找到了他认为唯一正确的方向。他不是一个投机者，而是一个执着的寻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