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瑞卿的文革岁月

李意根

罗瑞卿（1906—1978），籍贯四川南充，于1928年10月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因其卓越贡献，担任公安部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军衔。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经林彪的提名，他先后担任国防部副部长、中央军委常委、军委秘书长及总参谋长，进而成为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并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是林彪推动军队建设的重要执行者。然而，自1965年开始，林彪对罗瑞卿展开排挤和打压，罗瑞卿遂成为“‘文化大革命’时期第一个被揪出的大敌人”（引语出自罗瑞卿与《人民日报》原军事记者连云山的对话）。自此，罗瑞卿成为开国大将中遭受迫害最为严重的几位之一，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中，他开始了漫长而痛苦的牢狱生涯。

林彪对罗瑞卿施加了极端的压迫，致使罗瑞卿无法忍受屈辱，最终选择跳楼自尽。汪东兴受中央委派前来探望，并调查罗瑞卿在自杀前留下了何种遗言。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汹涌袭来的时候，正躺在北京医院里的罗瑞卿看到报纸上暗示他是“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革命集团”的成员时，他觉得像是晴天霹雳一样。他后来对秘书说：“我投身革命已有三十余载，如今却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实在难以置信。更令我费解的是，林彪为何要陷害于我？”

自1965年上半年度起，林彪暗中指派吴法宪、李作鹏等一众人士，炮制了共计11份、篇幅达51页、字数超过3万的诬陷罗瑞卿的文件。继此，他派遣叶群携带其亲笔信前往杭州，向毛泽东诬告罗瑞卿。据此，毛泽东下令在上海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12月8日，林彪对罗瑞卿发起突袭。他示意叶群在会上三次发言，连番攻击罗瑞卿组织全军比武之举，诬指其为反对突出政治。叶群还以已故空军司令刘亚楼的所谓“遗言”为借口，编造了四条莫须有的罪名，诬陷罗瑞卿意图夺取林彪的权力。此次会议以背靠背的方式进行，罗瑞卿无法对林彪的指控进行反驳。

上海会议后，林彪继续炮制罗瑞卿的材料，并于3个月后，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有军队和公安系统负责干部参加的会议，继续批判罗瑞卿。会上，林彪为从政治上致罗瑞卿于死地，罗织了罗瑞卿“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一个新罪名。为此，罗瑞卿不得不做检讨。第一次没通过，要做第二次，罗瑞卿受不了此奇耻大辱，于1966年3月18日，从办公室3楼平台纵身跳下。没想到大难不死。经过北京医院检查，罗瑞卿的肋骨断了两根，因180多斤的重量都压在两条腿上，两个脚跟骨粉碎性骨折。在救护车里，罗瑞卿一直昏迷不醒。

听闻罗瑞卿不幸离世，彭真与汪东兴均莅临现场。汪东兴对罗瑞卿的秘书傅国祯叮嘱道：“你资历颇深，务必要警惕，防止郝治平轻生。”抵达北京医院后，他又对罗瑞卿的夫人郝治平说道：“中央特命我告知你，中央和毛主席均对你关爱有加，旨在保护与关怀。这些话语亦适用于罗瑞卿，待他苏醒后，烦请你转达。”罗瑞卿苏醒后，郝治平将汪东兴的话转告于他，然而罗瑞卿面无表情，仅言道：“我的抽屉中有一物赠予你。”午后三点多，见罗瑞卿的状况趋于稳定，郝治平遂匆忙回家，欲探视罗瑞卿赠予她的物品。抵达家中，汪东兴已在等候。他对郝治平说：“你先去用餐，我先行上楼探视。”郝治平心中挂念罗瑞卿留下的物品，便提议：“我愿与你一同上楼。”汪东兴起初婉拒，但在郝治平的坚持下，两人遂一同上楼。然而，行至三楼楼梯口，汪东兴紧紧拉住郝治平，坚决不让她继续前行。无奈之下，郝治平只得站在门口。汪东兴等人上楼查看一番，未多言，随即乘车离去。

郝治平心急如焚，迫切地想要找到罗瑞卿留下的遗物，然而尽管翻寻了多处，却一无所获。无奈之下，他向秘书求助，秘书告知已被上交。听闻此言，郝治平顿时焦急万分，坚决要求一睹真容。在秘书们的反复商议后，最终同意将遗物呈上。只见上面写着：“治平：关于会议之事，未向你透露，乃是为维护纪律……永别了，望孩子们牢记党的教诲，听从毛主席的指导！我们的党，永远都是光荣、正确、伟大的，你亦当继续自我改造！永葆革命精神！”郝治平未读完，泪已流。

三月会议虽未因缺失批判对象而中止，却转而以线上会议的形式持续进行。自22日起，与会者名单进一步扩大，纳入了中央及国务院各相关部门的负责人，以及中共各中央局的53位领导。会议持续至4月8日方才落幕，并在月底向中共中央提交了《中央批转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然而，罗瑞卿的指控并未因此有所减轻，反而升级为抗拒党中央、抗拒毛主席的严重罪行，最终定性为叛党。进入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将“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问题提上议程。

自“文化大革命”爆发以来，罗瑞卿正身在医院，接受着治疗。尽管在这段时期内他受到了批判，相对而言，他的生活尚算平静，鲜有外来干扰。至1966年12月17日或18日，罗瑞卿已在医院度过九个月，他提出希望返回家中。那时，他的右脚跟已康复，然而左脚的伤势却始终未愈。周恩来总理批准了他的请求。

未曾料想，出院尚无期，不幸已接踵而至。12月20日的深夜，一群红卫兵忽然闯入了罗瑞卿的病房，将他自梦中惊醒。红卫兵们不容罗瑞卿有任何解释，便用病房中的床单匆忙包裹着他，将他身穿病号服的身躯抬离，强行拖拽，塞入汽车之中。随后，他们带着罗瑞卿，从北京医院一路拉至郊外一个部队（罗道庄警卫2师）的驻地，并将他迅速关押在一间设有卫兵看守的屋内。

一个人呆在房子里的罗瑞卿，又开始想林彪为什么会整自己，但一直理不出个头绪来。林彪垮台后，罗瑞卿曾在一份材料中推测道：“在什么一些事情上，我触怒了他呢？因为他总是有什么病，经常不在北京，有些事我就请示主席办了，或者主席有什么指示，我就布置执行了。有些重大一点的事情，事后报告了他。有些事当时因为照顾他的病，也没有告诉他，我想，这样办，我在政治上、组织上都没有错误，因为主席不仅是党的主席，而且是党的军委主席。他对我的越级请示，虽未明言，但其不满之情，我却心领神会。”后来，晚年在回答一位领导问起林彪打倒自己的原因时，他又概括为两条：“一条是林彪要我入伙，我不入；第二条是要我相信林彪，超过相信毛主席，我不干。”

自1966年寒冬的那个夜晚起，不论缘由如何，罗瑞卿便踏上了长达七年的牢狱生涯。

他被人抬着，置身于批斗场中，筐中不断渗出的血水在地面上蔓延开来；原本毛主席批准的手术，却被林彪一拖再拖，延误了整整一年半；罗瑞卿痛苦地感叹：“世间的一切侮辱，我都已承受得太多，实在受够了。”

在文革浩劫中，批斗成为了无数受害者不可避免的经历，这一行为被冠以“改造态度”的美名，实则旨在击垮被批者的傲慢姿态，迫使其屈服于专案组的审问。

罗瑞卿首次遭受批斗是在被捕后的第四日。12月24日，相关部门通知罗瑞卿需参加一场会议，并要求他身着家中带来的棉衣，强调务必穿着保暖。一名卫生员递上两卷绷带，反复对罗瑞卿尚未愈合的左脚进行包扎。早餐过后，罗瑞卿被押送至车上，随后抵达工人体育馆。此次批斗大会的核心议题是对以罗瑞卿为首的“篡军反党集团”进行批判。与罗瑞卿一同受审的还包括郝治平、王尚荣、陈鹤前、史进前等人。

1967年3月4日与5日，工人体育馆内，一场声势更为浩大的“誓死捍卫毛主席、坚决斗争彭、罗、陆、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盛大集会接连举行。与会者中，刘仁、万里、吴冷西、周扬、童大林、安子文、肖向荣、梁必业、郝治平等诸多要员悉数出席。他们数十人并排站立，每人胸前都悬挂着一块沉重的牌子，牌上赫然印着被批斗者的名字，旁边则站着两位身材魁梧的红卫兵，一人扣住被批斗者的手臂，另一人则紧紧揪住其衣领，这种姿态被称为“喷气式”。随着会议的即将开幕，一位身着“红卫兵小将”服饰的女性走进19号看台，尽管她戴着大口罩，但她的实际年龄仍难以掩饰。此人正是林彪的妻子——叶群。会场上充斥着辱骂与殴打，拳脚交加。罗瑞卿左腿的伤口鲜血淋漓，他被人残酷地用竹筐抬到会场，每一步都留下斑斑血迹。

会议进行中，忽有人匆匆跑来拍照，郝治平不愿接受，因而垂首不语。众人却强行抓住她的发髻向后扯拽。此时，耳边传来一个熟悉而低沉的声音：“抬起头，让他们拍吧！”那是罗瑞卿的呼唤，虽不响亮却充满力量。她深情地凝视着罗瑞卿，他那坚定而勇敢的眼神令她深受鼓舞。她心想：“我又何错之有，让他们拍便拍！”于是，她昂首挺胸，直面镜头。

自那以后，军队系统成为了批斗的主要目标。批斗活动时而密集，三天两日便举行一次，有时甚至四天五天便上演一场，更有甚者，连续数日不停歇，直至1967年3月底方告一段落。

除了批斗给罗瑞卿带来的精神上的痛苦外，他这一阶段还面临着伤痛带来的肉体上的巨大痛苦。1967年初，罗瑞卿的伤口严重恶化，不仅原有的伤口未愈，而且在它附近又长出几个脓包，很快成为新的伤口，已经封口的老伤口又重新溃破流脓。3月14日，林彪和他控制的专案组不得不同意罗瑞卿住院治疗。医院的人说：“要么带着伤口继续生活，定期更换药膏；要么切除脚跟骨，以彻底封闭伤口。”罗瑞卿无奈之下，只得同意接受脚跟骨的切除手术。

尽管他在4月至9月间住院长达5个月，但仍有三分之一的时光是在院外度过的。在这期间，他总共被带出医院进行大会批斗31次。其中，有一次手术仅过去不到一周，伤口的缝合线尚未拆除，他就被迫接受了批斗。这样的遭遇导致罗瑞卿的腿部伤势未能得到有效的恢复。

9月16日，专案组下达命令，要求罗瑞卿出院。罗瑞卿出院后，腿部剧痛加剧，任何动作，尤其是上下汽车时，疼痛难忍，夜晚更是痛得难以入眠。他无法向左侧躺卧，也无法平躺，只能艰难地侧卧于右侧。他自己购置了一个热水袋，每天多次热敷，皮肤甚至被烫得变黑，但疼痛依旧未减。随后，医生建议他购买四环素服用，声称药物能有效缓解症状。罗瑞卿购买了60粒四环素，服用10日后，病情仍旧没有好转。不久后，罗瑞卿发现腿部开始肿胀，他被送往邻近的部队医院进行了X光检查，但医院并未给出明确的诊断。11月20日，专案组最终同意罗瑞卿再次入住301医院。这次，他被确诊为严重骨折，治疗才得以断断续续地进行。1968年2月11日，在左侧股骨颈骨折及左侧跟骨髓炎未愈的状况下，罗瑞卿又一次被迫出院，继续遭受专案组日夜不断的审讯。

1968年6月1日，疼痛难忍的罗瑞卿给中央写报告，提出：左跟骨动了几次手术，伤口仍然不好；又跌断了左股骨颈，请求再治一治。伤口如治不好，则把左腿截掉。7月14日，经毛泽东亲自批准，罗瑞卿第三次住院治疗，301医院做出手术方案，并向中央写了报告。8月3日晚，吴法宪将这一报告带到中央文革碰头会上，会议同意给罗瑞卿做手术。但是，8月4日上午，叶群给吴法宪打电话说：“罗瑞卿动手术，一○一(指林彪)不同意，要推迟进行。他说：对罗瑞卿到现在也没搞到什么材料，要抓紧审问和斗争，搞出材料后到秋后再动手术。如果手术不好，什么材料也不能写了。请你立即告诉罗瑞卿专案组，罗瑞卿动手术问题推迟到秋后进行。现在要抓紧审问和斗争，搞出材料来，何时进行手术再定。”吴法宪对叶群说：“此事已由中央文革碰头会决定。”叶群指示：“我将负责将一○一的意见告知江青、陈伯达、黄永胜，而你则需告知专案组。”

于是，按照林彪的授意，专案组在8月7日的报告中写道：“目前为了抓紧时间对罗瑞卿进行不间断的审讯和斗争，建议对罗瑞卿的手术治疗推迟到秋凉之后进行。何时进行手术，将另行报告请示。”这份由叶群授意的报告，叶群批道：“拟予同意，请江青、永胜、法宪同志审阅批示。”如此一来，罗瑞卿的手术直至1969年1月25日的深夜才得以进行。此次手术切除了罗瑞卿左小腿三分之一。3月2日再次手术，又移除了罗瑞卿断裂但未坏死的左股骨头。

自文革之后，罗瑞卿鲜少入院治疗。1973年，随着林彪事件的爆发，罗瑞卿因心脏病再度入住301医院。彼时，他的身体状况逐渐改善，且不再遭受批斗之苦。

回望这段往事于自传中，罗瑞卿感慨道：“自1966年12月20日的深夜起，直至如今，这三年的时光，于我而言，不过是一场受审、囚禁与撰文的轮回。在此过程中，我无疑承受了巨大的痛苦，满心都是难以言说的冤屈。世间所有的羞辱，我都已一一尝遍，实已无法再忍受。”

对罗瑞卿的审查，成立了三改专案组。江青提出了一项“策略”，随后罗瑞卿撰写了一部20万字的个人自传。

1966年5月4日，北京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康生在会上传达了毛泽东对彭真、陆定一以及解散中宣部和中共北京市委的批判意见。罗瑞卿已身陷批判漩涡，而杨尚昆亦在罗瑞卿之前被剥夺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职位。至5月24日，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四人被全面撤销职务，并被定性为“反党集团”，随后成立了专案委员会对其进行审查。

1967年1月，依照中共中央于1966年5月25日做出的决议，罗瑞卿专案小组（最初命名为“507”组）应运而生，其运作隶属于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一办公室，由总政治部主任肖华担任负责人。起初，该小组的主要任务是整理和调查罗瑞卿的所谓“罪行”，至于是否进行面对面的审讯，尚无明确决定。到了1967年10月，专案小组经历了首次改组，原因在于军队系统的审查对象转由中央专案审查第二办公室（简称“二办”）负责，加之肖华此时亦遭受批斗，因此专案小组的领导权转交给了总参谋长杨成武。在“杨、余、傅事件”发生后，专案小组于1968年5月进行了第二次改组，领导权由“二办”副主任吴法宪接手（主任为黄永胜）。

罗瑞卿专案组下设3个组：即一分组(罗瑞卿专案组)，二分组(汪金祥专案组)，三分组(保卫江青组)。在组织调整时，吴法宪说：“陷害江青同志的真正策划者是罗瑞卿，这三个案件本质上是一个案件，因此三个小组应合并处理。”因此，这三个小组被统一称为罗瑞卿专案组。汪金祥曾担任公安部副部长，将其专案并入罗瑞卿专案组尚可理解，但吴法宪为何还将保卫江青组纳入其中呢？

原来，1958年上海曾有人写匿名信揭发江青的历史问题，公安部奉命查一查是何人所写，写信人的目的是什么。于是这个案件即由上海公安局副局长黄赤波负责，案件取名“十八号案件”。到文革中，这又被说成是案套案，是借查匿名信之名而“阴谋陷害江青”。由于经办这些案件都是公安系统的人，罗瑞卿任过公安部长，是“后台”，于是“保卫江青”组也被放到了罗瑞卿专案组。

改组后的专案组秉承林彪夫妇和江青的意思，加紧对罗瑞卿的审讯，目的在于把罗瑞卿打成特务。为此，他们从以下3个方面入手：一、深入调查罗瑞卿的特务嫌疑。专案组详细梳理了罗瑞卿的过往历史，试图通过牵连的方法将罗瑞卿与特务身份联系起来。回顾1929年上海时期，专案组试图探究罗瑞卿是否曾加入中统或军统。然而，一查之下，中统和军统均成立于1938年，而罗瑞卿早在1930年之后便前往苏区，与这些组织并无交集。尽管如此，吴法宪并未放弃，他细致记录了罗瑞卿多次前往国统区（包括1938年的武汉，以及1946年的北平、重庆）的行程，并逐一调查了这些地区在相应时间段内的所有反动组织，从中统、军统到青帮、红帮，试图将罗瑞卿与其中任何一个组织联系起来。然而，最终的结果却是徒劳无功。

二、通过查利用敌人电台，妄图把罗瑞卿打成通敌分子。利用敌特电台使其为自己服务，这是对敌隐蔽斗争常用的方法。公安部门使用利用电台是经过中共中央常委的批准。但中央文革在研究这一问题时，陈伯达竟然装糊涂地说：“关于利用电台的事，我怎么会知道？”吴法宪等人发现1962年罗瑞卿曾建议公安部门通过敌台向国民党保密局长叶翔之发送电报，署名“知名不具”，便以此作为对叶的暗号。鉴于利用敌台已获得中央和毛泽东的批准，调查最终无果而终。专案组还从公安部档案中发现，罗瑞卿曾批准释放一名认罪的特务，并利用他对抗敌人。

叶群听闻此事后，欣喜若狂。到了八月中旬，她向吴法宪透露：“一纸证据，终于锁定罗瑞卿这位罪孽深重的反革命分子的核心罪状。我们必须让专案组紧紧抓住这一罪状，对罗瑞卿进行严厉的审讯和斗争。罗瑞卿狡诈多端，多年来拒不认错，未曾透露任何有用信息。过去专案组在斗争和审问上存在不足，而今，掌握了罗瑞卿对特务×××放纵的材料，务必追根究底，搜集更多证据。”8月20日，黄永胜与吴法宪联名致信叶群，写道：“罗瑞卿这位罪恶滔天的反革命分子，狡诈无比，令人痛恨。他对旧北京市公安局对特务×××放纵一事供认不讳，却将责任推卸于客观环境和他人，且对刘仁、彭真、刘少奇等大反革命分子也未曾揭露，反而为其遮掩。尽管罗瑞卿狡猾至极，但毕竟承认了部分事实。”然而，利用已招供的特务为我方服务，是公安和安全部门惯用的策略。无论黄永胜、吴法宪如何给罗瑞卿扣上重重的罪名，采取何种逼供手段，此事仍难以查清真相。

三、罗瑞卿假党员身份之谜。专案组在中央组织部借阅的罗瑞卿档案中，发现他在简历及干部登记表中，曾先后提及三位入党介绍人，这一情况与党章规定不符。此外，在延安整风期间以及全国解放后所填写的入党介绍人信息，前后亦存在一位不一致之处。1967年11月中旬的一个清晨，罗瑞卿主动向专案组透露：“我之前填写的简历中关于入党地点与时间的记录，并非事实……”这一言论让吴法宪等人误以为找到了破绽，于是命令专案组深入调查罗瑞卿的假党员问题。事后，经文革前任黑龙江省委书记欧阳钦的证实，罗瑞卿于1928年10月，由原武汉军校的同学介绍，在上海与负责联络工作的中央军委欧阳钦取得联系。随后，在军委的安排下，历经曲折，罗瑞卿于1929年初加入闽西苏区傅伯翠部，成为一名红军战士。

罗瑞卿的入党经历，不过是一场因“入党无组织手续”而留下的遗憾。罗瑞卿，这位热衷于进步、急于加入党组织的青年，与同学任伯芒抵达上海后，便向已是党员的任伯芒寻求帮助，以解决其组织关系问题。任伯芒建议罗瑞卿假装自己在军校入党，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并向中央提交恢复关系的报告。报告需以“中兄”为信头，并注明他是证明人，如此处理较为简便快捷。尽管罗瑞卿对此做法有所疑虑，但鉴于对入党的迫切渴望，他还是照办了。报告经任伯芒之手递送上去。不久，中央军委派欧阳钦在上海黄浦滩公园与罗瑞卿会面，简单询问后便告知其组织关系已恢复。此事就此告一段落。至今，罗瑞卿的入党时间以“1928年10月转入中国共产党”（见邓小平在罗瑞卿追悼大会上的悼词）为准。然而，缺乏入党手续的问题始终萦绕在罗瑞卿的心头。

这一时期，专案组“认真”贯彻江青提出的方法，即让“犯人”写自传，写好就上交，接着再让写。然后把几遍写的自传拿来对照，从中找出前后矛盾之处，作为突破口。罗瑞卿也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开始思考、总结自己的一生。1970年8月25日，也就是一年以后，罗瑞卿在狱中完成了他的356页20余万字的自传。最后部分是这样写的：“无论境遇如何，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我便会坚定地成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忠实拥趸，即使是在党外，甚至在人民群众之外，我也会成为一个精神上的拥护者。”

罗瑞卿在审讯过程中始终秉持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直言不讳。对于那些刻意吹毛求疵的提问，他总能以理服人，使得提问者无言以对，甚至尴尬难堪，因而常被指责“态度不佳”。即便在审讯人员中，亦不乏秉持正义感者，他们对吴法宪等人所为心生疑窦，却因此被冠以“右倾”罪名，被逐出专案组。罗瑞卿的审讯直至1968年底，终究一无所获。

在与林彪集团进行决战的关键时刻，他因与一位二十余岁的守卫发生争执而心生懊恼；在自我判断得到证实之际，他感到无比兴奋；为了揭露和批判林彪，他毅然推迟了与阔别七年的亲人团聚的时光。

1969年6月6日，罗瑞卿被安置于空军司令部南侧的什坊院东屋，处于“监护”状态。在此期间，撰写自传构成了他生活的主要内容，然而，与监护人员的抗争同样成为了他日常生活的不可或缺之部分。

在特定历史背景下，这些守卫由于“左”倾思维的误导，情感受到扭曲，将关押中的老同志视为“黑帮”，与他们的冲突时有发生。那时，囚犯在室内驱蚊或如厕都需要先报告，只有在得到哨兵的许可后才能行动。罗瑞卿行动受限，尽管他室内有小型卫生间，如厕仍需报告。一些守卫在接到报告后故意拖延，即使罗瑞卿表示“忍不住了”，他们依旧要求等待。在无法忍受的情况下，罗瑞卿不得不表达抗议。“犯人”被允许自费订阅一份《人民日报》。有一个看守收到罗瑞卿的报纸后，自己先看，看完才给罗看。有时故意慢慢地看，就是不把报纸给罗。有一次，看守看完了报仍不交给罗，罗瑞卿就向他要，看守死活不给，还奚落他是“反革命分子”。罗瑞卿勃然大怒：“岂有此理，我抗议，我要告诉你们的上级。”看守像没听到一样，直到下岗时，才将报纸交给罗瑞卿。第二天看守来时，两人又为报纸的事吵了起来。干部听到争吵后过来问清情况，向罗瑞卿表示道歉后，这才平静下来。类似的争吵次数很多。有时争吵完了，罗瑞卿又感到后悔地自言自语：“唉，我和一个孩子争吵有什么意思？”

1971年，已经在狱中度过5个年头的罗瑞卿开始为自己制定新的学习计划。他在日记中写道：“历经革命四十余载，今日方觉读书之乐胜过往。”他潜心研读毛泽东亲自圈定的三十本马列经典著作，旨在深入学习党的理论。

自“九一三事件”发生以来，罗瑞卿每日不倦地翻阅《人民日报》，注意到外界正悄然发生着转变。在那个沉寂的时期，舆论虽保持缄默，他却敏锐地察觉到林彪的名字在报纸上逐渐淡出，狱中的生活条件亦在悄然好转。至1972年1月5日，罗瑞卿被转移至木樨地附近的一所政法干校，继续接受“监护”。此时，他的生活条件已有所改善。不久后，专案组向他传达了中央关于“九一三事件”的通报，并要求他揭露批判林彪集团。

罗瑞卿的预判得以证实，连续数夜，他兴奋难眠，林彪与他几十年的交往情景如同电影般在脑海中一一闪现。他严谨地回溯往事，笔耕不辍，着手记录林彪的种种罪状。不久后，监狱方面通知他可以与家人团聚。七年的时光未见亲人，罗瑞卿强忍激动，毅然决定推迟会面，待揭露林彪罪行的材料完成后，再与家人相聚。1972年6月15日，他率先完成了揭露林彪反革命罪行的报告，随后在8月1日建军节前夕，又完成了揭露林彪历史罪行的约13万字材料。至此，他方才在北京医院的病房中与亲人欢聚一堂。

“我怎能不这么做呢？若不将我所知的一切记录下来，我怎能安心？未曾料到能亲眼目睹林彪的覆灭，也没想过能活着与你们相见。然而，这一切都已成为现实，我还能期待什么？我已66岁，身体状况不佳，不知何时能与你们再聚，也不确定能否见到你们的母亲。趁我意识尚清醒，我要给你们留下几句话，作为我的遗言。你们要将这些话转达给组织，告诉你们的母亲，我对组织并无他求，若能在生前解决我的问题自然最好。中央事务繁忙。林彪等人给党带来的损失非一朝一夕可恢复，但历史终将证明我的清白。若不能等到那一天，我去世后，你们不要打扰任何人。划一只小船，将我的骨灰撒入大海，正如恩格斯生前所愿，这是我最后的愿望……”

此后，罗瑞卿的境遇有所改善。起初，专案组驻守于屋内，严密监视他与子女们的会面，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监视的范围逐渐扩大至屋外，直至最后彻底消失。尽管如此，孩子们仍旧小心翼翼，深怕因言行不慎触怒专案组，从而丧失与父亲团聚的珍贵时光。在每次会面结束后，专案组总会坚持让罗瑞卿先行离开，直至他的汽车驶出视线范围，方才允许孩子们离去。

罗瑞卿得以恢复自由，实因毛泽东对“九一三事件”的深刻反思。林彪的叛逃，对晚年的毛泽东造成了巨大冲击，促使他作出了一系列决策，包括撤销林彪时代设立的军委办事组、纠正文革初期酿成的“二月逆流”事件、平反邓小平等人的冤假错案，以及支持周恩来领导中央工作等。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1973年11月24日，在毛泽东的批准下，罗瑞卿的监禁得以彻底解除。

在福州疗养的期间，他意外间蜕变为一位“以诗抒怀”的诗人；身为军委顾问，他切实履行着“顾问”的职责；面对“四人帮”垂死的挣扎，他断言“四人帮”注定是短命的。

1974年岁末，得益于张爱萍的引荐，张爱萍曾于福建求助于老中医林如高治疗腿部疾患，并在邓小平的同意下，罗瑞卿前往福州寻求腿病的治疗。在此期间，罗瑞卿意外地展现出了诗人的风采。

虽然他已获得自由，但“四人帮”的横行肆虐使他思想上深感压抑。为此，他曾写信给总参谋部政治部原副主任李文一，诉述对国家命运的忧虑和对党的前途的坚定信念。而李文一则把这些书信带给老战友、解放军艺术学院的老院长魏传统看。魏深为罗瑞卿的刚正、忠诚所感动，但又为他的身体而担心，怕长此下去会影响治疗。于是，他写了一首五言诗通过李文一转给罗瑞卿：“调养先调心，豁达任风云。鼓山春意浓，不负东南行。”这首诗的意图是劝他外出走走，以缓解内心的抑郁。然而，魏传统未曾料到，这首诗竟然激起了罗瑞卿的灵感，引发了他创作了两首诗。这发生在1975年4月的一个清晨，李文一亲自来到魏传统家中，交给他罗瑞卿亲笔回复的信件。信中，罗瑞卿表达了对附信中魏传统诗作的意外惊喜，并告知他已经游览了鼓山，并在信末附上了回应魏传统的两首五言诗。其中一首写道：“愿君知我心，何惧遮云天；太阳终归山，依旧照人行。”这首诗流露出罗瑞卿解除监禁后的喜悦之情。

1975年夏天的一天，皮定钧夫人张峰看到自家院内四季豆长得很茂盛，便将罗瑞卿夫妇请到家里吃用四季豆做的打卤面，席间大家都非常高兴。饭后郝治平才告诉皮定钧夫妇：“今天是5月31日，是他69岁的生日。”张峰拍着手说：“啊呀，这么巧！应该早点告诉我们，买个蛋糕庆贺庆贺。”罗瑞卿高兴地说：“今日这打卤面已然美味非凡，我们中国人过生日，讲究的就是一顿好面。”归家后，罗瑞卿心中久久不能平静，回顾往昔，挥笔写下：“幼年离家叛旧俗，历经磨难心无瑕。蒋匪肆虐众怒起，烈士鲜血染红花。革命一生非虚度，马革裹尸羞自夸。纵然暮年身多残，志在千里无怨嗟！”在诗中，他对自身一生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同时也对自己过去工作中的不足进行了严格剖析。

他曾多次对众多战友与部下坦言：“往昔，我行事过于锐利，批评他人时亦不拘言辞，致使许多人对我颇有微词，教训之深刻，令人铭记于心。”历经文革的洗礼，罗瑞卿愈发成熟稳重。若将他比作一把宝剑，那它已然经过烈火的淬炼，既保持了坚韧与锐利的特性，又增添了柔韧与曲绕的韵味。

1975年，邓小平掌舵中央工作之际，我国局势渐入佳境，远在福州疗养的罗瑞卿亦心情愈发愉悦。闲暇之余，他与福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省委书记廖志高、省革命委员会主任马兴元等人在庭院的绿荫小道上漫步，畅谈党和国家的前途与未来。八月，正值八一招待会之后，罗瑞卿与谭政、陈再道、陈士榘一同被任命为中央军委顾问。罗瑞卿的首次公开亮相即在当年的八一招待会上。在此之前，军委特地派遣专机将罗瑞卿从福州接回北京，参与八一建军节的相关活动。随后，他重返福州，着手开展调查研究工作。

在我军历史上，军委顾问的任命尚属首次。面对这一新角色，部分同志对顾问如何履职尚存疑惑。罗瑞卿表示：“我们可以先开展一些调查研究，例如，我计划深入研究台湾问题。”罗瑞卿自离任已有近十年，对外界情势颇感陌生，因此迫切需要补充知识。为此，他向福州军区政治部主任冯征提出请求，希望冯主任能提供过去十年的相关文件以便翻阅。他的办公桌上再次堆满了厚厚的文件资料。在此期间，罗瑞卿行使了一次顾问的职权。一次闲谈中，他无意间得知一个名为大小登的英雄岛屿被诬指为“反动堡垒”、“修正主义堡垒”而遭受批判，他曾接见过的那位在该岛担任指导员的洪秀纯也因此被倒台。闻此消息，罗瑞卿立即向军委提出建议，要求派人前往该岛调查实情，以重振面对敌斗争的旗帜。不久，由总参和总政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迅速抵达该岛展开调查。调查结果显示，那面曾经的旗帜并未倒下。罗瑞卿在听取工作组汇报后，立刻与福建省革委会主任马兴元进行交谈。他强调：“大小登是一处坚强的堡垒，堡垒中的民兵及其干部均表现出英勇无畏和坚定信念，敌人试图将他们拉拢，却未能得逞。将其定性为黑样板，实属错误！红旗依旧鲜艳！希望你们给予支持。”当时，“四人帮”及其在该省的党羽势力猖獗，工作压力巨大。然而，在罗瑞卿的支持下，省委、省军区派人深入岛屿协助工作，克服重重阻力，最终让那面红旗再次迎风飘扬。

但是，不久以后，政治形势开始变得严酷起来，“四人帮”和他们的爪牙日益猖獗。1975年11月下旬，“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传达后，罗瑞卿把军区和省委的几位领导约到他的住处，对他们说：“福建这一年的工作我亲眼所见，对中央的指示、小平同志的指示贯彻得很坚决，工作开展得很好，很顺利。但是‘人家’不甘心啊，斗争很尖锐，你们可不能麻痹！看来这场斗争还在继续，要准备斗争，经得起考验。”皮定均说：“你就在这住下去吧，将来他们要翻天，我们上山打游击也要和他们干，你腿不方便，我们就抬着你，你给我们出出主意就行了。”罗瑞卿不服气地说：“若真动起手来，给我一辆吉普车，我也能冲锋陷阵。”

1976年1月，周恩来同志不幸逝世，罗瑞卿同志即刻启程返京，以参与这场沉痛的悼念。然而，时局已然急遽恶化。进入2月，廖志高同志从北京返抵福州，甫一走出机舱，便遭造反派抓捕批斗。罗瑞卿同志所居的省委宿舍汤井巷，往日的宁静不复存在，造反派肆意出入，如同无人之境。罗瑞卿同志曾对马兴元同志言：“务必坚持下去，保持冷静，切勿动摇，他们（指‘四人帮’）注定是短命的。”2月下旬某日，一群人忽然闯入省委宿舍，将马兴元同志拘捕，并抄没其家产，马兴元夫人亦陷入无家可归的境地。这混乱的状况对罗瑞卿同志的安全构成了极大的威胁，福州军区随即派遣副司令员龙飞虎同志前往接应身处险境的罗瑞卿同志。但罗瑞卿同志却不愿立即离开，他指示工作人员务必寻找到马兴元的夫人。直至夫人被安全找到，他们才一同乘车离开了汤井巷的省委宿舍。

7月6日，朱德同志不幸离世。罗瑞卿同志遂决定于翌日启程返回北京。然而，就在他即将启程的前一日中午，皮定均同志在一场意外的飞行事故中不幸遇难。那一刻，轮椅上的罗瑞卿泪流满面，让警卫员搀扶着他在走廊上徘徊不止，口中反复念叨：“他太过可惜了，如此一位杰出的一把手，如今已难觅其踪。”罗瑞卿同志决定将返京行程推迟一日，并与郝治平同志联名给皮定均同志的夫人张峰女士撰写了一封唁函，信中写道：“今日清晨，我们因朱老总的离世而悲痛不已，午后听闻皮定均同志的不幸消息，我们又痛哭了一场。”在参加了朱老总的追悼会之后，罗瑞卿同志在北京短暂逗留数日，并于8月重返福州。

9月9日，毛泽东同志不幸离世，罗瑞卿同志不顾一切地赶回北京，于向毛泽东同志遗体告别之际，他坚决拒绝儿子的搀扶，仅凭双拐艰难地将站立不稳的双腿移至遗体旁，凝视良久，泪水涟涟。自上次在“文化大革命”前与毛泽东同志相见以来，已有十余载，那次的相会竟成了永别。在出狱那天，刚度过近7年牢狱生活的罗瑞卿同志，提出前往天安门广场。司机将车驶入长安街，罗瑞卿则示意司机放慢车速。当驶过天安门时，他艰难地从座位上起身，向城楼上毛泽东同志的画像庄重地行了一个军礼。这不是做戏，确实是源自他内心的真挚情感。罗瑞卿同志在解除监护后曾向毛泽东同志写信，不知毛泽东同志是否阅读过，此后亦无人再提起此事。然而，在毛泽东同志批准罗瑞卿同志解除监护的一个月后，在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同志时，毛泽东同志曾进行自我批评。他坦言：“我听信了林彪的一面之词，导致了错误。邓小平同志曾在上海时对我提及，对罗瑞卿同志进行突然袭击，他感到不满。我赞同他的观点。也是因为听信了林彪的话，我才对罗瑞卿同志进行了整治。多次仅听一面之词，确实不好，因此我要向同志们进行自我批评。”

9月18日，百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为毛泽东举行追悼大会，开始并没有通知作为中央军委顾问的罗瑞卿参加，别的几个顾问也没有接到通知。罗瑞卿坚持要求，一定要参加天安门广场的追悼大会。最后，同意是同意了，但给罗瑞卿、谭政和陈再道3个军委顾问只派了一辆车。陈再道气愤地说：“罗瑞卿就得一台车，他，轮椅，还有推轮椅的，我们3个人怎么去？”谭政比较好说话，就说：“没有车，我就不去了。”罗瑞卿立即说：“不去怎么行？没有车，我爬也要爬到天安门去。”经过斗争，终于给他们再增派了一辆车。那天到天安门，是儿子罗宇陪着罗瑞卿去的。下车后，穿过中山公园，在中山公园门口，碰见了谢觉哉的夫人王定国。她看见罗瑞卿站在烈日下暴晒，便劝他找个阴凉处。罗瑞卿气愤地说：“连这里都不让我来啊，还能坐到哪里去？人家不让我参加追悼会，我是斗争来的呀！”毛泽东的追悼会一开始，罗瑞卿便站起来，拄着双拐，和所有的人一样用一条腿一直肃立了一个多小时。

他泪水不止，宛如孩童般失声痛哭，此举终究引发了冠心病的复发，使他不得不再次入住301医院。

不久，“四人帮”被党中央一举粉碎了，罗瑞卿也开始了他的第二个春天：当选为中央委员，第二次被任命为中央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此时，他已经72岁了，但他表示“我将把工作当作27岁时的热情去完成。”遗憾的是，在他前往西德治疗腿疾的途中，不幸突发心肌梗塞，于1978年8月3日不幸离世。

在罗瑞卿同志的追悼会上，邓小平同志发表悼词，对罗瑞卿在文革期间的表现给予高度评价：“罗瑞卿同志，众人皆知的英雄，曾与林彪反党集团进行英勇的斗争，遭受林彪和‘四人帮’的残酷迫害。在党内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尤其是在与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及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抗争中，罗瑞卿同志坚定立场，旗帜高扬。他……对林彪所谓‘顶峰’、‘最高最活’等假左真右的谬论进行了坚决抵制与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