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3月3日凌晨，谅山城外仍飘着细雨，前线监听站捕捉到一段急促的越语通话：“务必在四十八小时内赶到北线。”发令者语气紧绷，落款却是河内总参。谁也没想到，这条电文背后隐藏着一场精心布置的“谈判陷阱”。

上溯半月，2月17日拂晓，解放军在广西、云南两方向突入越北，五百余公里战线同时轰鸣。战争爆发前，越南方面曾对外声称“士气高涨”“准备充足”，可真正的前沿部队，仅凭几道仓促工事就想挡住一个集群集团军，终究只是奢望。越军第346师在高平—凉山一线被迅速撕裂，中央军委遂决定乘胜挺进，目标直指谅山。

3月4日下午，红旗插上谅山要地中学旧楼，城区硝烟尚未散尽，炮兵观察员已把炮位瞄向穷奇河对岸。距此向南一百六十公里，仅剩河内最后一道防线。越南劳动党中央的电话铃几乎被打爆，黎笋、长征、武元甲接连碰头，结论出奇一致：必须先稳住中方，哪怕是假和谈。

有意思的是，就在这一夜，越南外交部副部长丁儒廉急召中国驻越代办，话语里满是“和平”“协商”“相互克制”。电文传到北京，中南海灯火通明。军事反击的既定目标基本达到，继续南下意味着与苏联可能的直接碰撞。多方权衡后，我方同意停火，准备分阶段撤军。

3月5日凌晨，前线指挥所收到回撤命令。一名年轻参谋嘀咕：“我们刚把门踢开，就要往回走？”老军长只回了四个字：“决策已定。”行动随即展开，梯队回撤路线按铁路、公路、山路分流，炮兵分时段掩护，步坦协同后撤，一切井然有序。

然而，丁儒廉那纸“和谈意向”才传出几小时，河内就打起了小算盘。3月3日夜间，越军统帅部向号称“老虎之师”的308师下达北上命令，企图凭借这支建军元老级部队堵住缺口，再伺机反击。越南广播在次日清晨发布战斗檄文，宣称“全国进入最高戒备”，外界一片哗然。

两相对照，求和与集结几乎同时进行。中方情报很快发现308师行踪，东线部队当即加强火力屏护，保持战术机动，既防越军突然袭扰，又按计划撤回国境。此时的战场局势，像一盘行将终局的棋：黑子已连做三劫，白子仍奢望翻盘，却忘了天元已失。

3月16日，最后一支解放军越境部队胜利返回国内。退场秩序之稳，让外电记者瞠目。可就在同一天，越南对内发布“重大胜利通报”，宣布“成功击退中国侵略，保卫北部边境”。官方数字信手拈来：三个月内“歼敌一万”“缴枪七千”。熟悉战况的军史研究者都清楚，即便将发动反击以来双方全部接触战逐次累加，也绝不可能产生如此战果。夸张的背后，是政治宣传的惯性，更是对溃退现实的掩饰。

据我官方战报，1979年反击战历时二十九天，歼敌约三万，己方伤亡不足两万。此后五年在老山、者阴山等热点阵地的对峙与轮战，再歼敌三万四千余人，我方付出伤亡逾五千。数字冷冰冰，却最能反证所谓“一万歼敌”的荒谬。

越南的对华“舆论战”并未止步。1979年至1983年，河内宣传机器持续运转，大肆描绘“中国单方面拒绝谈判”“中国飞机两千批次侵空”。同一时期，越南其实曾两度通过第三国渠道递出“和谈”信号：一次是1979年3月初，另一次则是1981年初。然双方距离谈判桌最近的一刻，恰恰是谅山易手那晚。丁儒廉的“口头承诺”换来了对岸一次象征性让步，却又被军方紧急调兵的举动迅速抵消，信任瞬间崩塌。

接下来的数年，边境枪炮声未曾真正停歇。1980—1984年，越军在法卡山、扣林山、同登一带修筑数百座暗堡，射界覆盖我多条补给线，企图“咬定”高地。解放军顺势实施阵地轮换，引入集团军级轮战编制，边打边练。此举让越南高层叫苦不迭：体量、人力、工业都不对等，长期消耗只会把自己拖进泥潭。1985年，经济凋敝、债台高筑的越南终于再度启动“和平攻势”，这一次，河内选择了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作为掮客。

甘地于当年11月赴越访问。宴会上，黎笋让翻译转述：“如若北京愿撤回对柬埔寨的支持，越南立刻停止边境冲突。”甘地心动，他急电北京，希望充当桥梁。邓小平却仅以个人名义回话：“要谈就直接来。”言简意赅，把皮球踢回对方半场。越南若不撤出柬埔寨、不妥善安置华裔、不接受边境非军事区三条件，谈判无从开始。结果可想而知，河内再度推脱。

值得一提的是，1983年越共中央总书记长征还曾以“私人途径”向中方示好，却在提出应保持对柬埔寨驻军后戛然而止。相似的剧本，换汤不换药。彼时的中国早已洞悉其中乾坤，不动声色继续支援柬埔寨抵抗运动，同时稳控边境阵地，“以战逼和”成为既定方针。

1986年，黎笋病逝后，越南经济凋敝已成难以掩饰的现实，内部改革与对外松绑成为大势所趋。直至1989年，越军全部撤出柬埔寨，双方才真正开启破冰。中越自卫反击战，始于战争，终于消耗，而那份夹杂着谎言的宣传材料《保卫北部边境的斗争》，依旧在越南公开流传——仿佛一层涂了新漆的薄木板，挡不住时间，却能暂护颜面。

人们或许会问：为何越南屡次在谈判边缘反复横跳？回答并不复杂。首先，战略野心驱动。自统一后，黎笋集团以“大南联盟”自居，既要掌控中南半岛，也要在印度洋分一杯羹。其次，外部助推因素。苏联舰艇进出金兰湾，提供军援和情报，给了河内对抗北京的底气。再者，宣传工具本身就是延续战争的一部分，既能巩固内部，也能试探外部世界的反应。

试想一下，如果1979年3月，越南真心接受谈判，愿意撤兵柬、还我侨民，是否还能避免此后十年边境血战？历史无法重写，留给两国的教训却历久弥新。解放军在谅山“收拳”的背后，是政治与军事的双重考量；越南高层的急调308师，则为历史留下最显眼的“反面注脚”——见风使舵，终究难敌深谋远虑。

战争远非炮火终止时宣告结束。1979年春天，丁儒廉飞抵北京，他的“求和之旅”并未带来真正的和平；而308师北上的尘土，却让世界看到了越南政坛的摇摆与算计。官方辞令掩不住战场的硝烟，数字的真伪随时间沉淀终将浮出水面。中越两国历经沉痛的十年对峙，此间教益，不该被任意涂抹，更不应被轻易遗忘。

战后舆论战的较量

三月回撤后，新华社只用寥寥百余字宣布“完成惩戒任务”，北京的喉舌未做夸功行赏，而是把话题转向经济建设。与之相比，河内的宣传阵阵高涨：大街小巷张贴“抗中胜利”的红底标语，电台循环播放《解放南方》旋律，只是歌词被改成“保卫北境”。这股宣传潮对越南民众的心理影响不容小觑。战争废墟尚在，口袋里的粮票却越来越薄，昔日的革命激情被沉重物价迅速磨蚀，街头黑市贸易暗地生长。国家说赢了，但菜市场的南瓜和鱼露却越来越贵——这种落差让不少越南士兵心生疑窦。与此同时，中国也不是毫无作为。昆明、南宁等地的边贸点很快恢复人气，木材、化肥、百货沿简易公路源源不断输往对岸。同一时空里，一边是广播里持续高喊“誓与中国斗争到底”，另一边却是越南基层干部摸黑越境到集市换取布匹、药品。舆论与现实出现巨大裂缝。西方媒体喜欢捕捉这种矛盾场景，《纽约时报》就曾特写一位越南大妈顶着斗笠，在友谊关对岸用鸡蛋换回一包味精的故事，标题调侃“胜利者的尴尬采购”。口号喧嚣易得，民生窘境难掩。到1988年，越南经济增长率跌至谷底，国内对“持久抗战论”怨声四起。河内终于意识到：再不刹车，连宣传纸也印不起。次年9月，越军悄然撤出柬埔寨，随后对中国释放和平信号。此时双方对峙已逾十年，人员、弹药、外交成本惊人。1991年11月，中越达成联合公报，边境局势总算归于平静。纵观全过程，战场胜负早被写进统计年鉴，而舆论交锋却像余波，至今仍在网络世界泛起涟漪。世界军史屡次证明：没有哪一场冲突的终结仅靠“嘴仗”，数字与事实终会说话。当年的308师急行军烟尘早已散尽，丁儒廉的那封“求和电报”却依旧提醒外界——言辞可以掩饰一时，难以粉饰永久，真正能守护国家安全与尊严的，终归是清醒的战略和足够的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