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在20世纪60年代，我国成功研制出“两弹”——原子弹和导弹，这一成就极大提升了我国的国家安全与国际地位。在这项军事领域内最为尖端且高度保密的项目中，一向对外援助持谨慎态度的苏联，为何在那时愿意向我国伸出援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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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武器易放，核武器难放手

国际间的互动，实则人际关系的放大镜。1921年，中国共产党初成立之际，每年的资助最多不过源自苏联的数万美元。直至解放战争时期，苏联红军对解放军的援助，也仅限于转交关东军遗留下来的旧式枪炮。新中国的诞生，不仅重塑了全球政治版图，更在1950年2月，斯大林与我国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之际，才最终答应在五年内提供总额达3亿美元的贷款支持。

自中国派兵参与抗美援朝以来，斯大林对华援助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苏联以出厂价五折的优惠，并通过记账方式，向我国输送了价值13亿美元的武器装备，同时承诺援建141项关键工程。随后，赫鲁晓夫进一步追加了15项工程，这一共计156项的项目，为中国工业化奠定了坚实基础。然而，斯大林在朝鲜战争期间向我国提供的武器，绝大多数为二战遗留的旧式装备。

斯大林离世之际，1953年9月，赫鲁晓夫接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之职。鉴于其在国内外的局势尚不稳定，赫鲁晓夫迫切需要得到社会主义阵营内拥有崇高威望的中国的大力支持。在1954年9月首次访问中国前夕，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坚定地克服了重重阻力，提议提高对华援助的级别，并决定向中国派遣一万名顶尖专家。归国之后，苏联接连向中国输送了米格-17战斗机、T-54A坦克、各式火炮以及AK-47自动步枪等当时现役的最新型装备的技术文件和生产线，并派遣专家协助中国军工部门仿制出以“5”字头命名的各类常规武器。这些武器在当时已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

赫鲁晓夫在对华提供常规武器技术时之所以表现得相当慷慨，除了政治动机之外，一个关键因素是他坚信，“火箭-核武器”将在未来的冲突中扮演决定性的角色，而常规武器的分量将显著削弱。

在当时，美国对中国构成的最为严峻的威胁莫过于核武器。即便如此，苏联提供的援助规模亦无法充分满足中国对于安全保障的基本要求。

1945年，美国向日本投掷了原子弹。次年，毛泽东便指出，“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以恐吓的一只纸老虎。”尽管如此，他实际上对这种极具破坏力的武器保持着极高的警惕。1949年年末，他访问苏联期间，观摩了苏联于当年8月进行的首次核试验纪录片。归国后，他感慨地说：“此次赴苏，真是眼界大开！原子弹的威力足以震慑许多人。既然美国和苏联都已拥有，我国也应当努力发展这种力量。”

彼时，我国尚处于极端落后的农业国阶段，连一辆汽车都无法自主制造，然而，领导人却毅然提出了掌握核武器的宏伟蓝图。1952年，周恩来在筹划军委对国防建设五年计划的深入研究之际，便已开始考量发展核武器的可能性。次年，1954年，广西地区发现了铀矿资源，毛泽东由此认识到，中国发展核事业的基石已然奠定。

1954年，赫鲁晓夫首次踏上我国领土之际，毛泽东在交谈中向其询问，苏联是否愿意在核武器制造技术上对中国伸出援手。据担任翻译的师哲所述，赫鲁晓夫听闻此言，瞬间显露惊愕之色，随后便以我国电力供应不足为由，婉言拒绝了这一请求，并声称有苏联的“核保护伞”足以保障安全。

02

聂荣臻的提议

即便赫鲁晓夫拒绝在核武器研发上提供支持，毛泽东仍于1955年1月的中央会议上毅然决定启动我国核事业的发展，他坚定地表示：“我们自主努力，必定能够成功！”

即便当时中国的工业基础相对薄弱，却涌现出了钱学森、王淦昌、邓稼先等享誉世界的核物理与火箭技术专家，他们引领我国着手构建自主的科研机构。1955年，钱学森归国后便担纲导弹研究院院长一职。在深入调研国内状况之后，他发现材料短缺的问题占据了整个工作的80%。他坚信，若能获得苏联的支持，项目的推进速度将显著提升。

针对中国政府提出的援助请求，苏联方面以中国现阶段干部人才匮乏为由，建议优先着手干部培养，故仅同意在1956年接收50名中国留学生赴苏联深造导弹技术。鉴于此，我国在1956年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时，对核项目仅安排了初步研究工作。

1957年，一个难得的契机浮现。继1956年苏共“二十大”揭开斯大林问题之面纱，国际社会随即掀起反对苏联控制的“波匈事件”。同年6月，苏共中央主席团（即政治局）中的资深成员力主罢免赫鲁晓夫，并一度以7比4的票数优势占据上风。尽管赫鲁晓夫在朱可夫将军和军队的支持下，在6月的苏共中央全会上击败了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等多数主席团成员，但他依然未能摆脱内外交困的困境。

往昔，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秉持着共产党同仁皆为“一家人”的理念。我国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地位仅次于苏联，苏联共产党发生变故后，我国对此的立场声明对赫鲁晓夫的影响至关重要。1957年6月，苏共中央全会圆满落幕不久，7月上旬伊始，赫鲁晓夫便派遣主席团委员米高扬紧急赴华，抵达杭州与毛泽东就全会情况进行了详尽交流，并表达了希望得到中国共产党支持的热切期望。面对这一情况，毛泽东即刻召集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鉴于赫鲁晓夫在当时苏共领导层中与人的交往相对融洽，最终决定公开表达对其的支持立场。

鉴于赫鲁晓夫在政治层面对中国有所求，我国主管国防工业的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主任聂荣臻便建议，趁机与苏方协商，争取核技术与导弹等援助项目。在周恩来总理的安排下，1957年7月18日，聂荣臻向苏联驻华总顾问阿尔希波夫正式提出了这一请求。令人意外的是，苏方对此反应极为迅速，7月20日便回电表示欣然同意。

后续解密的俄罗斯档案揭示，当时，赫鲁晓夫即便面临军方的强烈反对，依然果断决策，向我国提供原子弹及导弹技术。

1957年九月，聂荣臻率领我国代表团出访苏联。在得到毛泽东同志对访苏行程的批准后，赫鲁晓夫于十月份的十五日与我方正式签署了《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本协定明确，苏联将向我国无偿提供导弹样品及制造所需设备，协助我国建设核设施与试验场地，同时提供最先进的米格-21战斗机，以及防空和反舰导弹等。

赫鲁晓夫的援助必然伴随着政治上的期待。同年11月，毛泽东如约前往莫斯科，出席十月革命40周年的纪念庆典，并参与61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会议。在会议发言中，他力挺赫鲁晓夫克服“反党集团”的挑战，并敦促各兄弟党坚定支持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领导地位。在会议期间，赫鲁晓夫也向毛泽东展现了极高的礼遇。

得益于所获的政治支持，赫鲁晓夫于1957年末启动了协议的实施，苏联率先向中国提供P-2导弹，将其作为启动中国导弹项目的示范样品。次年，我国再次向中国输送了大量核工业设备，并派遣了千余位专业技术人员前来，助力我国在湖南与江西地区开发铀矿资源、建设包头的核燃料棒制造工厂、酒泉的科研基地以及新疆的核试验场。

自此，我国正式迈入了核工业建设与核武器研发的新纪元。

03

只想中国成“核小国”。

不过，中方人员在同苏方打交道时感到，赫鲁晓夫的对华军援保持着一些准则：提供武器比较大方；传授技术不太爽快；设计理念尽量回避。中方提出“为什么这么制造”的疑问时，有些苏联专家干脆回答：“你们无需了解其中的原因，若需新增装备，可直接向我们提出需求。”

赫鲁晓夫虽勉为其难地赞同了“两弹”援助中国的计划，但其内心所愿，不过是让中国的导弹与核武器仅作为苏联战略打击体系的一环而存在。若我国完全遵照苏联的规划行事，在国际舞台上将沦为苏联之下一个等级的“核小国”，即仅拥有局部打击能力，而无法实现洲际跨越。

苏联向我国提供的P-2型导弹，于1952年正式装备，具备600公里的射程。然而，我国国内已成功测试了射程达8000公里的洲际导弹。1958年7月，三位苏联专家在极小的范围内向钱三强等六位中国专家口头介绍了情况，并特别要求不得做任何记录。他们所展示的，仅是其国内在1951年研发出的当量为4万吨的早期原子弹。与此同时，苏军已经拥有了当量达到千万吨级的氢弹。

根据90年代回国专家所撰写的回忆录记载，他们曾受命仅能传授至1951年为止的原子弹相关知识。起初，苏联专家曾提议在甘肃敦煌周边设立核试验场地，然而该区域仅能满足研制3至4万吨当量级原子弹的需求，却不足以进行百万吨级以上当量氢弹的试验。

1958年夏，中苏之间因“长波电台”和“联合（潜艇）舰队”事件发生争执。赫鲁晓夫又对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含蓄提出批评，由此引发毛泽东的激烈反弹。

1958年8月，金门炮战的硝烟中，国民党空军曾发射多枚当时颇为尖端的美制“响尾蛇”导弹。不幸的是，其中一枚未能引爆，最终坠地。苏联方面屡次提出索要，直至中方才予以转交，然而提供的导弹部件并不完整。这一事件令赫鲁晓夫对先前向中国提供的核援助开始感到懊悔。

苏联方面的回忆称，彼时，装载着原子弹样品的列车已整装待发，驶向中国的路途，却因赫鲁晓夫在是否履行协议上举棋不定，而在车站上滞留了长达半年的时间。

1959年6月，苏共中央向中共中央发出函件，以国际核裁军谈判为借口，提出“延迟两年”供应原子弹样品的提议，并承诺在两年期满后，将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恢复供应。

随后，毛泽东领导中共，以不点名方式开始批判苏联的“修正主义”。1960年7月，赫鲁晓夫下令撤回所有在华专家，彻底停止了“两弹”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