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波澜壮阔的“文化大革命”期间，粟裕将军有幸成为一位基本未遭冲击的开国元勋。即便未曾被封为元帅，他却有幸跻身军委常委之列，此举开创了我军历史之先河。

这种情形在开国元勋中实属难得一见。“文革”风暴中，究竟是谁守护了他？他对“文化大革命”持有何种立场？他与林彪、“四人帮”的关系如何？他为党和国家军队付出了哪些贡献……

毛主席称赞粟裕“有战功”。

1958年，军队内部爆发了一场抵制教条主义的运动，在此背景下，粟裕将军不幸因莫须有的指控而被剥夺了总参谋长的职位。

此后，他转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一职。然而，这一职位实则为一闲职，意味着他已不再具备在军事前线工作的权限。

步入“文革”时期，在一些人眼中，他不过是只“沉睡的老虎”，斗争的矛头并未主要指向他。

毛主席赞许：“粟裕有战功。”

1967年三月，周恩来总理在与其交谈之际，曾言及此：“毛主席指出，粟裕立有赫赫战功！你一时难以被击败。”

正是由于最高统帅的指示，他方才在“文革”期间承受了那非同寻常的屈辱与重负。

青年粟裕

然而，在“四人帮”编制的的黑名单中，竟赫然出现了粟裕的名字。

在军事科学院，一股造反势力高举起了“打倒叶剑英、粟裕、王树声”的标语牌。

于京西宾馆之内，一支专案组应运而生，着手调查他所面临的所谓“特殊嫌疑”事宜……

到了1967年，“中央文革”大反所谓“二月逆流”，有人在国防工办也喊出了打倒粟裕的口号，贴出了打倒粟裕的大标语，说他是“二月逆流”的成员。

这个时候，周恩来出面了。第二天在国防工办的造反派会议上，周恩来总理手里举着毛主席语录，厉声质问：“谁说粟裕是二月逆流的成员，你站出来！”“谁说的，你站出来！”“谁说的，你站出来！”

周恩来连说三遍，没有人敢站出来。粟裕这才没有被打倒。

1970年1月，随着粟裕所负责的国防工业军管小组宣告解散，周恩来总理再次将他单独召见，进行了一次深入的交谈。总理对粟裕表示：“粟裕同志，您已不宜重返部队，不妨留下来，协助我在国务院做一些工作。”

如此一来，粟裕得以留在国务院业务组，再次获得了保全之机。

毛泽东始终铭记着立下“淮海战役第一功”的粟裕。1967年7月，毛主席亲自下令，任命粟裕同志兼任中国科学院军事代表。1972年，在陈毅同志的追悼会上，毛泽东主席深情地紧握粟裕同志的手，感慨地说：“井冈山时期的战友们已经寥寥无几了。”

毛泽东的一句肺腑之言，为身处困境的粟裕带来了无尽的慰藉。正因毛泽东对粟裕的悉心关照，“四人帮”方不敢妄加触碰。

随毛泽东同志离世之后，他积极参与了悼念活动的全过程，每一次均不禁泪眼婆娑。

林彪赞许粟裕之才。

粟裕之所以能够保全，或许也与林彪对他军事天赋的赏识不无关系。林彪对粟裕的欣赏，乃是人尽皆知之事。在解放战争期间，林彪对其他战区的战况通报往往不屑一顾，唯独对华东野战军的战报，他会细心审阅，并投入极大的关注。

在豫东战役取得辉煌胜利之际，林彪不禁对刘亚楼感慨道：“粟裕总是擅长运用神机妙算。”见刘亚楼未能领会其意，他又进一步解释：“诸如豫东战役这般战事，我自是万万不敢轻易作出决断。”

林彪常以天马自喻，素来吝于对他人赞誉有加，唯独对粟裕另眼相看，并将他的用兵之道喻为神乎其技。

1958年，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对粟裕进行批判之际，挺身而出为他发声的，主要是林彪麾下四野的众多将领。

粟裕、林彪、肖向荣

1965年十月，时任军委会议主持人的林彪，特地前往上海探望正养病的粟裕。

“你目前身体状况不佳，请务必安心休养。待病愈之后，不妨多至军营中走一走、看一看，深入了解军队的最新动态。若有任何宝贵意见，不妨直陈于我。”

粟裕察觉到林彪此刻态度颇为诚恳，遂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林彪亦表示深有同感。

11月间，叶剑英抵达上海。在此期间，粟裕向其详细汇报了林彪与其谈话的内容，以及原本计划返回军科院，让其他同志得以休息的打算。叶剑英对此回应道：

军事科学院便指派宋（时轮）与钟（期光）着手准备，鉴于战事临近，身为战将，你务必要调养好身体，为迎接大战、肩负重任做好准备。

叶要求军事科学院组建一个专项小组，陪同粟裕深入基层部队进行实地调研。

1969年，中苏边境局势紧张，经林彪同志的批准，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与政委纪登奎共同邀请，将粟裕大将军请出，以就相关事宜提供策略指导。

粟裕果敢坚韧，率领数位军事参谋深入中苏、中蒙边境的崇山峻岭，历经数月艰苦跋涉，最终编制出一份详尽的防御作战计划。该计划一经军事科学院等权威专家的审阅，便得到了高度认可。

可能是这些原因，林彪集团在“文革”中没有猛烈地打击迫害粟裕。

庐山会“默默无言”

1970年8月，庐山会议在缭绕的云雾中召开。对于那些未曾亲临那场会议的人们来说，恐怕难以领略当时山巅之上的特殊氛围。

在那个白色恐怖笼罩的岁月里，诸多遭受苦难的老同志纷纷通过粟裕转达信件。粟裕秉持的处理原则是，对于所有请求他代为呈递给周总理的信件，他均予以转交。然而，面对那些军队干部委托他向林彪及其亲信递交申诉的请求，他却一概予以拒绝。

在当时的境况下，他未能直言相告，而是婉言解释道：“难得遇见他们，相信党组织的力量，问题终将得到解决！”

偶尔，某些同志的误解让我深感痛心，目睹他们含泪离去，我唯有长叹一声，以平复自己那抑郁不平的情绪。

粟裕携同军事科学院的中央委员一同登山，他们被分入西北小组。周恩来公布会议议程后，毛泽东询问：“还有谁要发言？”林彪回应：“我想发表几点意见。”

于是林彪就在开幕会上作了一个很有点火药味的发言。他攻击那些同意不设国家主席的人说：“毛主席的这种领导地位可以说是我们胜利的各种因素中间的决定因素。”“这个领导地位，就成为国内国外除极端的反革命分子以外，不能不承认的。”

聆听了林彪的这番发言后，粟裕并未对其给予过多的关注。然而，他心头不禁掠过一丝微妙的直觉，似乎其中蕴含着某种未被明言的深意。

第二天，就有人开始串联了，吴法宪要求全会听林彪的讲话录音，还说，有反对毛主席当国家主席的人等等。

8月24日的午后，陈伯达、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同志，依次在华北、中南、西南及西北各小组中发表言论，对林彪同志的讲话表示坚决支持，并对张春桥等人进行未指名的批评。随着讨论的深入，会议的氛围愈发凝重紧张。

此刻，粟裕敏锐地察觉到此事背后隐藏着玄机，实乃两大集团间的较量。至于这两大集团，粟裕对他们各有己见。对于林彪、江青的所作所为，他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觉。

鉴于林彪集团的核心势力盘踞于军方，于是便有人寻至粟裕面前，催促他“速作回应”，“是时候表明立场了”。粟裕闻言，却缄口不言，面无表情。

至25日，华北小组的汇报作为第六号文件，已递交至粟裕手中。他愈发意识到形势的严峻——这已不仅仅是关于是否设立国家主席的问题。

由于有了这个六号简报，设国家主席的呼声越来越高。有的组通过了决议，要求宪法草案一定要写上设国家主席，一定要让毛主席当国家主席。还有人说毛主席实在不愿当，可以让林彪当。

面对军事科学院几位中央委员的处理，难道我们不应明确立场吗？有人便向粟裕提出：“粟老总，我们是不是应当表明立场了？”粟裕则回应：“不必急躁，让我们再观察一下。”

按说他是军队的代表，应该表示支持林彪的意见，但他就是不吭声。他觉得这背后有名堂。

果然如预期，当日下午，他参加了由各组组长参与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上，毛主席情绪激动，点名对陈伯达等人所作的发言进行了严厉批评。

会议决议即刻休会，终止对林彪讲话的讨论，并撤回六号简报。

此刻，小组成员们方才体会到粟裕的深谋远虑。欲表达观点的同志找到粟裕，感慨道：“多亏了您，否则我们恐怕会犯下错误。”

粟裕、楚青年轻时

装聋作哑面对江青

1975年，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即将拉开帷幕。随着军队代表团的组建，粟裕同志被众望所归地推选为解放军代表团的团长。

彼时政治斗争正至高潮，江青一伙谋取政权之举虽遭挫败，岂能就此甘于失败！

对此，粟裕心知肚明。他一方面邀请叶剑英、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接见全体代表，另一方面对“四人帮”一伙试图插手军队、拉拢部队代表的行为保持高度警惕。

会议才刚刚展开不久，江青便指示其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拨通电话，声称欲前往军队代表团一探究竟。粟裕闻言，并未予以理会。

江青心中不甘，于是擅自前往了解放军代表团的住所，粟裕不得不临时应对。当时，现场除了她之外，还有几位代表团副团长在场，而其他代表们则各自回到各自的房间查阅文件。

在交谈之际，一位副团长因忌惮江青的“威严”，便在江青面前对粟裕同志提醒道：“粟裕同志，是否可召集代表团成员，邀请江青同志为我们做一番讲话？”

粟裕迅速与身旁之人低语，佯装未曾听闻，心中期盼江青亦未察觉。

“粟裕同志，我们便召集全体代表，恳请江青同志发表指示。”

旁人或许以为粟裕这次已听得明明白白，然而他依旧与那位同志交谈，对那事不以为意。

江青此刻透彻领悟了粟裕的言外之意，随即起身，气愤地离去。有人质疑，粟裕的听力如此敏锐，为何竟未察觉到需邀请江青同志发表讲话的请求？

“你那装聋作哑的招数，恐怕也是对抗江青的手段之一吧！”面对这番调侃，粟裕只是微微一笑，并未作出回应。

粟裕怒斥“政治流氓”

1967年，林彪、江青一伙以“莫须有”的罪名制造了所谓的“二月逆流”事件，军内外掀起一股“反陈（即陈毅）”、“揪陈”的歪风。

在那日京西宾馆的偶遇中，粟裕与陈毅紧紧相握，交谈良久，握手间延续了数分钟，而话语的流转亦持续了十余分钟。

粟裕的秘书当时显得有些焦急，担心旁人见到后产生不必要的闲言碎语，毕竟陈毅当时已被明确指名。

陈毅亦不愿因自身之事而牵连粟裕，毕竟粟裕方才被任命为军委常委。

离别之际，粟裕深情地对陈毅道：“军长（在您担任新四军军长期间，您一直是我的军长），请务必珍重。”

粟裕和陈毅

在陈毅同志病情加重，入住医院之际，党中央明确指出，前来探望的人员需事先获得中央的批准。粟裕将军两次提出申请，直至第二次方获批准。在医院中，他与陈毅同志促膝而谈，短短十分钟，却成为了他们俩的诀别之谈。

那是一个炎热的1968年夏日，粟裕在得知陶勇夫妇不幸在上海自杀的消息后，内心深感震惊。陶勇，这位粟裕尊敬的老部下，是新四军中一位以勇猛著称的杰出战将，在解放战争期间曾担任兵团司令员的要职。建国之后，陶勇长期肩负东海舰队司令的重任，勤勉敬业，任劳任怨。

“陶勇怎能自寻短见！”粟裕愤怒地斥道，“此事必须彻查究竟！”

不久，访客登门对陶勇展开外调，声称一位显赫人物已断言陶勇是彻头彻尾的现行反革命。

“怎能说陶勇是反革命？”粟裕坚定地回应：“对他的为人，难道我不比你们更清楚？”他充满热情地赞扬了陶勇在革命战争时期所建立的赫赫战功。

陶勇一家

数日之后，军委办事组呈递了一纸文件，内容涉及剥夺陶勇党籍，并征询粟裕的意见。粟裕语气坚定地回应：“我坚决反对此举。人已逝去，何必再为此事纠缠？”

面对重重压力，粟裕毅然派遣专人前往上海，悉心照料陶勇的子女，确保他们的生活得到妥善关照。林彪事件爆发后，粟裕迅速向中央上书，坚决主张为陶勇平反昭雪。

1972年12月8日，我致信海军政治部，就“陶勇专案小组”所提出的关于陶勇在抗日战争期间的历史问题，表达了不同的看法，并附上了相应的证明材料。

1973年5月16日，针对海军党委在陶勇问题复审平反结论中存在的数处与事实不符的表述，提出了相应的意见。在亲自主持下，这一举措最终得以落实。

1975年6月的一个傍晚时分，受邓小平同志的派遣，南下的粟裕同志圆满完成使命后返回京城，途经上海，特地拜访了在“文革”期间遭受迫害、刚刚重获自由的上海市委前书记陈丕显同志。

为了避免引人瞩目，粟裕在与陈丕显的会面中，特意拒绝了他的同行，而是选择与夫人楚青共同承担风险，步行前往。

陈丕显一家

陈一见到粟裕，便向他表达了对其在“文革”初期对全家所给予的深切关怀的感激之情。彼时，陈丕显身处困境，粟裕亲自将陈氏年仅十来岁的幼女托付给一位资深同志照拂，更是克服重重阻力，协助陈氏一位被错误指控为“反革命”的儿子找到了工作。

在陈丕显向其娓娓道来自己在那段动荡岁月里所经历的苦难与迫害之际，粟裕未曾等他话语落定，便愤慨地表达道：

“这一伙人，是可恶的政治流氓，是道道地地的蜕化变质分子。”

1984年2月15日的午后2时，我国著名的军事将领粟裕，踏上了他辉煌人生的最终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