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6月的一个午后，北京中南海的办公室里，一份盖着红头印章的文件被缓缓展开。工作人员注意到，文件上的名字在经过某位领导人视线时明显停顿了片刻——张力雄，这个名字旁边很快多出一行批示：“调江西军区，政委。”这纸调令在三天后通过电报发往南昌，收件人地址栏里“江西省军区政治委员”的职务名称，让这位时年六十二岁的老红军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劳动改造生涯。此时的张力雄正在南昌郊外的菜地里劳作，粗布褂子上的泥点尚未干透，掌心还残留着锄柄的压痕，当他从邮递员手中接过电报时，纸张边缘被捏出了细密的褶皱。

出生于1913年福建上杭障云村的张力雄，童年记忆里充斥着造纸作坊的刺鼻碱水味。十岁丧父后，他跟着母亲和兄妹四人靠给地主造纸维生，每日搬运的百斤纸槽在肩头磨出血痕。1929年红四军入闽的消息传来时，这个十六岁的少年连夜翻过三座山找到红军登记处，用炭笔在地上画出算式证明自己能记账，最终被瑞金红军学校录取。在机枪射击训练中，他因第三发卡壳被教员质疑，硬是连续打了十发子弹直到弹孔连成直线。1934年长征前夕，作为红34师100团政委，他带着800名学员在兴国老营盘阻击敌军三天两夜，用血肉之躯为中央红军转移争取时间。

1936年西路军西征时，张力雄的左腿在高台战斗中负伤。当部队被打散后，他拖着伤腿在祁连山北麓转战五昼夜，靠吃野菜和皮带充饥，最终被牧民救起。这段经历让他在后来的岁月里始终保持着对生命的敬畏，1988年离休时，他坚持把办公室搬到士兵宿舍楼下，每天清晨五点和列兵们一起出操。有干部提醒他年纪大了该注意身体，他总指着操场上年轻战士说：“他们能跑五公里，我就能跑三圈。”

1975年秋天，当张力雄带着褪色的帆布箱走进南昌军区大院时，箱子里除了补丁摞补丁的棉被和半本《论持久战》，还有张泛黄的草纸——那是1934年瑞金政工会议的签到表，毛主席的签名旁留着句批注：“才溪子弟，当为模范”。上任首日，他便要求机关干部每月下连当兵一周。某次抗洪抢险，他带着参谋们跳进齐腰深的洪水，用身体堵住堤坝缺口，直到增援部队赶到。战士们劝他回指挥所，他抹了把脸上的泥水说：“党员不上，谁上！”

在江西军区工作的八年里，张力雄推动建立了“战训结合”制度。他要求所有参谋人员必须掌握基础战术指挥，每周进行沙盘推演。一次演练中，某连队为图省事简化迫击炮瞄准流程，他带着秒表现场考核，发现耗时超标三分钟，当即召集全连重新操练。这种近乎苛刻的要求，让江西军区在1978年全军军事大比武中夺得团体第一。有老兵回忆，当时训练场上最响亮的口号是：“按老政委教的来！”

1988年离休后，张力雄在南京定居。他拒绝搬进干休所的干部楼，坚持住在单位分配的老式公寓里。房间里最显眼的陈设是褪色的军用挎包和磨出毛边的笔记本，本子里密密麻麻记着基层官兵的生日。每逢节日，他会让警卫员帮忙采购罐头和书籍，寄给边防哨所的战士。最旧的那页笔记本上写着：“1934年10月，瑞金，800名学员中有127人牺牲，他们的名字要刻在纪念碑上。”2016年，老家来信说贫困生辍学，他取出积蓄十万元成立奖学金，三年后又追加一万元。工作人员劝他留些养老钱，他摆摆手说：“我耳朵背，图个清静。”

2021年6月21日，东部战区总医院的病房里，百岁的张力雄接过“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护士帮他调整绶带时，他突然像孩子般笑出声：“这比当年缴获的勃朗宁还重啊！”窗外的梧桐叶沙沙作响，恍惚间像是闽西山间的松涛。住院期间，他坚持每天阅读《参考消息》，看到教育扶贫的新闻总会用红笔划出来。弥留之际，他嘱咐家人把毕生收藏的1236册图书捐给家乡图书馆，并追加十万元教育基金。

从1929年加入共青团到2024年逝世，张力雄的党龄长达九十二年。他走过的红军长征路线被绘制成手绘图，1998年捐赠给中央苏区历史博物馆。图上用红蓝铅笔标注着湘江战役、高台血战等重要节点，最醒目的位置写着：“革命理想高于天。”这句话，是他1934年在瑞金政工会议上听毛主席说的，后来成为支撑他走过九死一生的精神支柱。2023年建军节前夕，他最后一次回到福建上杭，在当年造纸的溪边驻足良久，对随行人员说：“水还是这个颜色，就是人少了。”说罢从口袋里掏出皱巴巴的五块钱，让工作人员转交给村小学买练习本。

这位历经九死一生的老将军，用一生践行着“党员不上，谁上”的诺言。他离世后，南京军区档案室保存的137本工作笔记里，记录着从1975年到2021年间的328次基层调研，每页边角都留有茶渍和铅笔批注。在最后一篇关于青少年国防教育的建议稿末尾，他用颤抖的字迹写道：“要让孩子知道，今天的课本是用烈士的鲜血染红的。”这句话，如同他1934年在瑞金教室黑板上写下的“革命”二字，穿越时空，依然滚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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