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五年一月，贵州遵义城里，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气氛凝重。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役惨败，被迫长征，生死存亡的教训摆在面前。当博古试图将失败推给敌人强大时，一场激烈的争论随之爆发。

会场上，一位叫凯丰的年轻人，情绪激动地站了出来。他公开维护博古，将矛头直指毛泽东。他高声讥讽，断言毛泽东“只会用《孙子兵法》、《三国演义》这两本书来打仗”，言语中充满不屑。

这不仅仅是个人意见不同，更是两条路线的尖锐对撞。凯丰是留学苏联的理论家，属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他深信苏联模式的现代化战争理论，认为毛泽东那种从中国古籍中汲取智慧的打法，显得“落伍”。

毛泽东面对凯丰的指责，神情平静。他反问凯丰是否读过《孙子兵法》开篇第一句。凯丰顿时语塞。彼时，一位坚守实践真理，一位执着于书本教条，之间的思想鸿沟清晰可见。

两条路线的交锋

回溯到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一日，湖南通道会议上，红军正面临国民党军的重重围堵。毛泽东敏锐地提出转兵贵州、四川的建议，以避开敌军主力。然而，包括凯丰在内的博古等人，坚持要按原计划去湘西会合。

毛泽东的建议未被采纳，部队继续向湘西艰难行进。随后的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才逐渐被大家认识并接受，红军的战略方向终于调整，转而向贵州进发。这期间，凯丰的立场始终与毛泽东相对立。

遵义会议最终结束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然而，红军并未就此坦途。会议之后短短的两个月，对凯丰来说，却是一堂刻骨铭心的“战争实践课”。

战场是最好的老师

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开始了那场被誉为军事奇迹的四渡赤水。部队时而佯攻，时而穿插，在贵州、四川、云南三省边境的崎岖山地间，巧妙穿梭于敌军重围。蒋介石调集重兵，企图将红军围歼。

毛泽东利用敌我兵力部署、地形特点，以及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的弱点。每一次渡江、每一次转兵，都出乎敌军意料，使得追击的敌人疲于奔命。红军不仅成功摆脱了险境，还打破了国民党军的围堵计划。

凯丰作为亲历者，紧密跟随在红军队伍中。他亲眼目睹了毛泽东如何将敌人的优势转化为劣势，又如何将红军的劣势转化为机会。书本上那些关于阵地战、消耗战的“现代化理论”，在毛泽东卓越的运动战面前，显得如此苍白。

血与火的洗礼，最能检验真理。仅仅在遵义会议后的两个月，凯丰目睹了毛泽东指挥红军化险为夷、扭转乾坤的非凡军事才能。事实是最有力的说服者。凯丰内心固守的教条主义思想开始动摇，他对毛泽东军事指挥的疑虑和反对逐渐瓦解。

冰释前嫌，革命情谊

一九三五年六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然而，新的危机随之降临：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张国焘，企图分裂红军，南下另立中央。

此时的凯丰，已不再是遵义会议上那个固执己见的年轻人了。两个月的战火淬炼，让他对毛泽东的军事才能心悦诚服。他深刻认识到，只有毛泽东的路线才是真正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

面对张国焘的分裂阴谋，凯丰表现出惊人的坚定。他充分发挥自己的宣传专长，积极撰写文章，猛烈批判张国焘分裂主义的错误言行。他坚决站在毛泽东一边，为维护党内团结、确保红军的北上战略方向做出了重要贡献。

凯丰曾亲口承认，自己当初在遵义会议上的表现，是多么的“幼稚可笑”。他的转变，不是投机，而是建立在对实践真理的深刻认识之上。他用行动完成了从“博古的挚友”到“毛泽东的坚定追随者”的蜕变。

新中国成立后，凯丰在沈阳市委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重要岗位上继续发光发热。他为党培养了大量宣传人才，为党的思想建设和舆论引导做出了突出贡献。

毛泽东对凯丰，从未有过芥蒂。一九五五年，凯丰不幸病重。毛泽东得知后，立即指示医务人员全力救治。他还特意派人到病榻前，传达了他对凯丰的深切关怀。

毛泽东嘱咐凯丰，要他放下遵义会议时的“心结”，安心养病，不要有任何思想负担。这番话语，犹如一股暖流，瞬间涌入凯丰心田。他深受感动，眼中含泪。这份宽容与信任，使得凯丰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也感受到了温暖与慰藉。

思想的长征

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三日，凯丰在北京病逝，年仅四十九岁。他的一生，是中国革命洪流中的一段缩影。从年轻时的教条主义者，到战火中领悟真理的实践者，再到新中国建设的坚定奉献者。

凯丰的“两个月”转变，绝非孤例。它折射出中国共产党在摸索革命道路过程中，无数革命者从信仰共产国际的“书本理论”，逐步转向信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实践真理”的心路历程。

他的故事证明，真正的忠诚并非盲从于某个人或某种僵化的理论。而是对被实践反复证明为正确路线和颠扑不破真理的坚韧追随。这场思想上的“长征”，与红军脚下的万里征途同样波澜壮阔，且意义深远。